《首登之争：偷登、秩序与登山精神的消亡》一文的发布引来了无数的讨论，质疑和嘲讽。
什么是首登？什么是偷登？是管理者懒政，还是攀登者断言？当事双方真的有错吗？引起这次争论之端的攀登事件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首登之争，我们无法盖棺定论，但为了更加客观和全面的看待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强子和他的搭档豆豆，通过他们的口述，我们做了编辑整理，还原那次攀登事件的始末。
在“醍醑山”的攀登中，也许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侧面。
2019年的珠峰攀登季，豆豆在珠峰南坡的C3遇见了刚刚无氧攀登完洛子峰的强子。
强子比豆豆更早接触登山，自2012年在四姑娘山完成了第一座雪山后，便开始了自己的攀登生涯。2012年到2014年期间，他在中登协学习了初级、中级、教师、高山技能、攀冰和山地救援等一系列课程，2014年完成四川登协首期高山向导的学习。至此有10年的领队及向导工作经验。
据豆豆回忆，当时她的向导没有带手套，强子便摘下自己的手套借给了豆豆的向导，这让豆豆对强子记忆犹深。
从珠峰回国之后，商业模式的攀登让豆豆不再感到满足，她想体验真正的攀登，便向强子提出了尝试自主攀登未登峰的愿望。作为高山向导，强子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在商业登山上，这让他无暇抽身去进行一些更有趣的攀登。机会很难得，豆豆的攀登理念和能力也得到了强子的肯定，两人一拍即合。
从2019年6月开始，两人对川西地区的未登峰资源进行了详细的筛查。每年，川登协的高山向导培训班都有四川山峰资源介绍的环节，参加首期高山向导培训班时，强子便知道了这一地区仍存在大量的未登峰，而且也产生了去攀登未登峰的想法。
走访了当地放牦牛的牧民，以及年龄较长的老人，当地从事户外工作的老乡，也查看了川登协的攀登记录，调查与勘测的过程持续了约9个月，最终确定了一座没有名字，并且也没有被记录过任何攀登的山峰。
在正式攀登前，强子和豆豆还对山峰周围的地形进行了几次勘测，选择可能的路线进行尝试性接近，并用无人机尽量飞到山上进行路线查看，但受限于高原稀薄的空气，无人机只能飞到半山腰的高度。
在向川登协提交了资料以及注册费后，2020年11月，强子、豆豆、摄影师汗斯三人，以及川登协委派随队攀登人员黑娃作为见证者和代表川登协监督此次登山的高敏，在几位当地居民的陪同下一起进山。
即便是在气候最稳定的季节，坏天气也仍然是影响攀登的重要因素。据豆豆回忆，到达大本营后，雪不停地下，按照惯例，雪后三天内不宜登山，但一行人携带的食物和水并不能支持他们长时间的在C1等待，尽快攻顶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2020年11月7日凌晨3点，四人简单吃了几口饼干后，在不停飘下的雪花中，开始攻顶。
连日的降雪在接近顶峰的地方造成了严重的积雪，减缓了队伍的行进速度，甚至在距离顶峰200米的位置造成了一次小型的板状雪崩，加之天气不好，一行人结组行进的绳距显示，能见度仅有约70米，原本预计6、7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攻顶，一行人用了9个小时才完成。
11月7日中午12点10分，顶着漫天大雾，豆豆率先抵达了顶峰。
眼前的玛尼堆让豆豆大脑一片空白——不是首登吗？玛尼堆是哪儿来的？
豆豆回忆，当时脑袋里只有一个问题：这是顶吗？这是顶吗？这是顶吗？
因为长时间的攀登也很疲劳，上来的路上岩石挂着浮雪，加上白天气温升高，下撤危险系数增加。没有给一行人思考和讨论的时间，在顶峰短暂停留了20分钟后，在劳累中匆匆拍照取证，并留下了一个寓意“与自然握手”的铜手后，一行人带着满脑子的疑虑迅速下撤。
“其实下来的时候是有点失落。”豆豆承认，10多个小时的下撤过程中，疑虑没有离开过她的大脑。
强子倒是表示：“没太过多的考虑这个问题。在真正的登山中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更多的都是思考当下，包括如何安全下山。”
队伍连夜下撤，回到大本营已是转天凌晨。一回到大本营，豆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在大本营留守的高敏：我们完成的是首登吗？为什么有个玛尼堆？
高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作为第一次参与未登峰攀登的豆豆似懂非懂的接受了高敏的解释。经过了长时间的劳累和饥饿，她此时只想吃饱睡觉。
有了照片和留在山顶的物证，加上黑娃作为见证者，在缴纳了3万余元的办理费用后，登顶证书颁发到了豆豆的手中。
事后随着团队成员发出的登顶照片，质疑声接踵而至，更多的声音是对于带有玛尼堆的首登质疑，进而延伸到大家对首登以及偷登概念的讨论。
是首登吗？
对于豆豆这个问题，高敏的解释是这样的：首登和首上是两码事，山顶上有玛尼堆只能说明有人上去过，但前人是不是以攀登的形式到达的山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川登协认可的是以攀登形式第一次到达山顶的首登。
对于川登协给出的关于首登的定义，强子从未质疑过。
他解释道：“虽然近代登山运动起源阿尔卑斯的勃朗峰，从阿尔卑斯黄金时代到喜马拉雅黄金时代，而每个国家对于登山的管理是不同的。
在法国，不需要任何手续也没有登顶证书，只需要自甘风险即可；在尼泊尔，需要在尼泊尔旅游部注册许可，珠峰的注册许可是11000美金；在中国，每个省份，每个山峰，中国人及外国人的注册许可是不同的，完全依照《国内登山管理办法》和《四川登山管理办法》。
作为一名中国攀登者的前提是一名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是最基本的，这点我觉得没有任何异议。如果任何人有异议，可以选择修改管理办法，或者不在中国攀登，或者更改国籍，但在中国就需要遵守国家的规则。”
但对于首登这个问题，强子的队伍内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统一意见，在冲顶回到大本营的那个晚上，简单吃了点东西后，就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
他们认为，顶峰的玛尼堆从体量和选取的石头来说，应该不是攀登行为，没有一个攀登者会用这种方式留下印记，不管是搭建的方式还是石头的选取，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完成。
这更像是一种宗教行为，那么如此一来就可能不是用攀登的方式完成玛尼堆的搭建，可能是由多人配合，或者借助了外力比如牦牛或者器械去完成这个事情。
就像玉珠峰的机电站一样，但那不是一种攀登形式。
豆豆给出了更委婉的看法，在攀登前大量的走访中，从当地的向导到放牧者，没有人听说过有人攀登过这座山，一些年龄较长的老人也说印象中没人问过进山的路，也没人宣称自己攀登成功了，这坚定了豆豆对于首登的判断。
但她同时也认为，如果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曾经是这座山峰的首登，那么她也愿意承认。只是她认为，确凿的证据很难拿得出手，图片可以后期，GPS轨迹可以作假。一路上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人攀登过的痕迹。
对于首登的定义，强子的理解是，从自己的攀登角度来说，对于一个人，任何一座第一次攀登的山峰都是自己的首登。从非常纯粹的角度，第一个上去的任何人都是首登。任何一座山峰是否有人24小时值守来确定是否有人攀登过？所以这个是无法完全确定的。
“我们现在从事的是登⼭⾏业，⾏业⾃有⾏业的标准，是以登⼭运动为⽬的的登⼭活动，我并没有说是已其他目的的⾸登。作为⾏业协会只能对⾏业本身⾏为进⾏鉴定(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进行成绩认定)。我不觉得错在哪⾥。因为不管是行业协会还是政府部门对成绩认定，前提是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进行成绩认定。”强子说
对强子而言，首登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尝试未登峰。
这是一种探险精神，保持对世界的好奇，也让从事高山探险这个职业的自己，不会因为频繁的商业登山而迷失自己的初衷。他相信自己在未来也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尝试未登峰的攀登。
交钱，还是偷登？
在提到攀登许可的注册费用时，强子和豆豆均表示：需要一定的费用。对于具体的价格，两人都没有详细透露，但表示川登协对于办理登山许可有明确规定，山峰高度不同收取的服务费用不同，本次活动交纳了共计3万元左右的费用。
豆豆则表示，自己曾经也不喜欢遵守规则，认为山就在那里，凭什么要去攀登就要缴纳费用。但渐渐的自己在公众面前具有了一些影响力，并且有过失去伙伴这样的经历，她对这件事情有了新的看法。
现在她认为，偷登，不合适。
“没有规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她说。
但强子也说：“偷登这样的行为我没有权利发表任何看法，就像你无法剥夺任何一个人攀登的权利一样。我就是一名攀登者，做好自己遵守规则就好。国家还有那么多法律，不一样有违反法律的人吗？”
而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强子说：“有争议就争议去吧。每个人都有嘴巴，舆论是不可控的。我觉得对我没有影响。我现在就在尼泊尔准备攀登珠峰，之前发布的文章在我看来就是茶余饭后的话题而已。
对于我本人的影响无非就是喝杯咖啡的时间思考大家为什么那么闲，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那么多山还没有爬。人这辈子能做好自己管好自己，就非常难了。别人的攀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不是陌生人给你的异议来改变和影响你的决定和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也不会让别人的喜好绑架我的决定，改变我的方向。”
他在最后补充道：“心有四方天地，众多的质疑也不过沧海一栗。”
本文图片来源：强子、豆豆朋友圈
（以上内容及观点均来自强子及豆豆本人口述，户外探险整理，不代表《户外探险》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