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节过后，我从海南岛来到大广州，住在表哥宏文的宿舍里寻找工作的机会。 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在福今路，在省外经贸厅大院某幢的两房一厅的406房，会一直住了半年，这也是我与广州亲密接触的六个月。 虽然我曾经沉醉于中山大学红墙绿瓦的历史建筑和苍翠葱茏的绿植美景之中，一再回味夏夜里与大学同学们在珠江边吹着凉爽的风看着两岸璀璨灯光的画面。 但是，广州给我的印象并不如深圳的好。当然在平民生活气息，美食，文化氛围，交通便利方面，我觉得广州一直都是远超深圳的。 广东白话氛围浓郁（当时我并不懂白话），当时觉得，这座城市处处都到了需要讲白话的地步，至少要大体上要听得懂，生活才会方便一些。 最麻烦的是坐公交车要咨询司机时，不会白话的话，司机大都不会理会你，让你往里面走。此外，广州整座城市，似乎处处充斥着一种拥挤堵塞的感觉，广州火车站当时也是乱得一塌糊涂，多次当面就见着抢劫的场面。 广州是一座鱼龙混杂的城市，当我在天河城广场打IC卡电话时，回来后就发现剩下金额竟然不翼而飞（有人站在你身后记录你输入的卡号），虽然仅仅是十几块钱而已。 这个城市有高大壮观的建筑，宽敞发达的马路，但是也有钻各种空子的下层人民。人们在这座城市里有着各自的活法，没深入，你或许都无法理解其中的门路。 上大学的路途中，我多次路过广州这座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驿站，抵达，转车，买衣服，吃美食，不一而足，但都只是匆匆过客而已。
我之所以会与广州发生联系，完全是因为我的表哥宏文。大三那年暑假，我就到过表哥在福今路的公司宿舍。 当时面临着毕业找工作的问题，表哥反馈一条消息给我，说可以去找找张叔叔——帮过表哥多位的东郊籍同学找到了在广州体制内的工作。 张叔叔家跟表哥的外祖父，也就是我奶奶的哥哥，有着亲戚的关系。春节，在张叔叔家里，我见到了自己的初中同桌阿孝。我的父亲、阿孝的父亲、张叔叔都是东郊中学同届高中同学。 表哥不希望我跟他一样在私企里打工（如今不是）。在表哥看来，我的学校比他的要好些，而他也相信我也有这样的潜力。
寄托张叔叔能帮着找工作的同时，表哥也鼓励我报考公务员，还特地带着我去报名了。在广州炎热的天气下，在406房里，在公交车的轰鸣声中，我挥汗如雨，复习着公务员考试资料。 在华南理工大学的考场上，我还遇见了两位同班的海南同学，包括2436宿舍的亲密室友会赟。他报考的是省政协，我报考的是省委办公厅。 笔试进入前三，2002年5月9日，我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公务员的面试。打车到省委大院时，天就开始飘着小雨了。考完出来后，我更是遇到了前所未见的瓢泼大雨。其时，城市已是万家灯火。 黄昏的倾盆黑雨也浇灭了我的公务员之梦，车轮犁开了厚厚的浪花，昏黄灯光下的城市朦胧而迷离。 我提前就买好了到郑州站的车票，在那里转回西安，因为交毕业论文的日期越来越近。表哥一直都有谦谦君子的风范，当晚八点，他还坚持要在大雨中送我到广州火车站。 在郑州转车后，出乎意料的是，我在车上遇到了高我一届的海南老乡，前西大足球队队长、西大足协主席黑哥——他也是刚参加公务员面试赶回学校的。 黑哥的父母是广东知青，一起路过广州时，会白话的他常带着我们逛街，去用餐。
住在福今路的半年时间，晚饭都是表哥与几位同事回来操持，家里也是给了我足够的生活费，但是表哥还是坚决要帮我出了份子钱即每餐五元。 在我看来，表哥应该是这么认为的，要我一个学生自己出这份钱，作为兄长的他面子挂不住，这大概就是文昌男人一种天生的伦理观念。 大家买菜自己做饭，菜式多样，还是挺丰盛的，当时的物价着实不高。遇上公司接待客户，他们大都时候会打包回来。那时，我就有一种大快朵颐的感觉，毕竟招待客户的菜品也不会太差。 早上，我鲜少下楼，早餐基本就是就着“杨协成豆奶”，吃饼干或者面包。看电视的一个作用就是希望学会一些白话，由于没有白话的生活环境，我几乎没有什么进步，只是会听一点点。 前往深圳工作后，因为工作需要讲白话，我很快就学会了白话，真是事半功倍。这既说明周遭环境对于语言的重要性，同时也见出为了生活人们怎么也要豁出去。
至于午饭，如果我不做，我就会下楼走上一段上皮的一百米路程去吃桂林米粉，或者烧腊快餐，都是五元，快餐偶尔吃还是很香的。 桂林米粉店，在广州和深圳都是随处可见的。不过，他们的米粉与我在桂林吃的米粉大不一样。 在桂林吃的米粉都是清汤，用料清淡，而广东的下料都很浓烈的，豆角都给得足足的，几乎盖过汤味。 此外，桂林当地的粉条像是我家乡抱罗粉那样的粗粉，坚韧而润滑，但在广东吃的粗粉更粗，也硬。 中午时，我偶尔也会炒昨晚的剩菜，有一段则常爆炒牛肉丸——这是表哥公司的合作单位送的。 这些牛肉丸，真材实料，比市场上卖的牛肉丸好得太多了。客家地区合作单位经常也会送腌制的大罐萝卜爽，酸甜爽口，很是开胃。 福今路菜市场
我有时也到楼下的菜市场买菜做饭，我总是跟在市场门外屋檐下的一位阿婆买的泰国米。小区外还有个货仓卖场，东风东路沿街更是快餐、药店都有，生活很方便。 在406房，我偶尔还听到清脆的鸟鸣，鸟儿在树上跳来跳去，无忧无虑，看着它们，就觉得生活是一种美好的存在。 不过，公车飞驰而过的声音刺耳嘈杂。福今路是连接广州市内两条主干道中山一路和东风东路的小道，离农林下路的广州王府井也很近。 表哥很是照顾我了，比如下班后打乒乓球都会叫我过去，他去广州体育学院踢球也带我去。
2019年春节表哥宏文来家里拜年
表哥打排球时我就帮他拿包和衣服，帮大家捡球。“广体”的排球高手实在太多了，戴着眼镜下场会将自己处在一种危险当中，因此我几乎没有下场打球过。 在“广体”，我见过许多文昌人，包括大名鼎鼎的排球主攻手黄彬（“黑彬”）。不过，我不敢跟黑彬打排球，我们较量的是乒乓球，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黑彬有时也来我们的406房，常与我们讲述在广州教小学生的情形。他说自己终究是要回文昌的。果然没多久，就回到母校文昌中学教排球去了。 在广州打乒乓球，我几乎谁都打不过，包括表哥，表哥的朋友，以及阿孝，很是郁闷沮丧。那时，省审计厅的一楼大堂，几乎成了我们的乒乓球俱乐部。 阿孝是我初中的同桌，他初二留级后才跟我同桌，我有时还到他家里过夜。阿孝为人内向，但学习好，书法也好，我至今保存的笔记本里还有他的遒劲笔迹，旧时他抄录的书法作品就挂在家里的墙上。 去西安上学，路过广州时，我有时会去阿孝的学校（华南农业大学）做暂时的停留。
大学毕业前，我和阿孝隔段时间会坐197路公交车去张叔叔家（听涛雅苑）。据说，滨江东路附近房价极高，因它就在珠江畔而又毗邻康乐园（中山大学校本部）。 有时，我也叫阿孝去省审计厅打乒乓球，有时我们坐22路结伴去逛北京路和上下九——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有一次，阿孝还来到406房，下厨整了一桌子香喷喷的饭菜。 大约是阿孝的这次带动，大学毕业后，在五位广东边防同学前往省总队报到之前，我叫上东方同学来我住处聚餐。 当时黑哥也来了，他就帮着用白话问询菜价。同学们在406房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真的就整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这真是人生难忘的回忆。 我的高中同桌和义当时也在广州，我也叫他过来福今路玩，还用表哥公司的公章给他盖了一份实习报告，书写人就是我。 高中毕业后，在广东，我见到最多的中学同学就是和义。不久，和义便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硕士读博士，这也是他父亲的母校 。毕业后，和义到江西宜春当老师去了，他曾经来过几次深圳，我们还一起爬了深圳最高的梧桐山。 我住在福今路时，2436室友会赟就在隔着一条马路的《羊城晚报》实习。有一天下午，他打着一辆出租车到我的小区外，叫我跟他去中山市去取回“就业协议书”，当时，我只穿着一双拖鞋就跟着他出发了。 大学毕业后，在报社工作的会赟租住在中山大学旁的下渡村，他也帮将去广东边防报到的几位大学同学在那里租了房。 有时，我也会去下渡村跟同学一起玩，一起吃烧腊快餐。工作有工资了的会赟，偶尔也会请同学们吃大餐。
大学时，我把一大箱书打包寄到广州，光邮资就花了不少。到广州后，会赟、陈峰带着他的一位海南中学同学来帮我去提书。 几经波折，我们终于打听到所在。我们拿着棍子抬着那箱书上了出租车，期间棍子还断折了的，最后又地把书抬上406房，备尝艰苦。 前两年，会赟回来参加海南中学高中毕业二十周年，我们在海口海甸岛《泛旅》杂志编辑部附近吃“潭牛老三”文昌鸡。 会赟说自己又在农林下路买了一套学区房，那里离我曾经住的福今路近在咫尺，这又把我带回了快乐而彷徨的福今路青春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