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在热搜看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冲突宣布结束，作为战败方，亚美尼亚要将部分纳卡地区的土地归还给阿塞拜疆。而当地居民在撤退前点燃自己的房子，表示不让任何财产落入阿塞拜疆手中。
我无意评价这一冲突的性质，只不过看到视频里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被熊熊大火吞噬的乡村石屋，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拽回到一年前的冬天。
我并没有去过纳卡地区。虽然身处亚美尼亚去那边十分便利，我因为行程原因最终放弃了。但纳卡的影子却时刻伴随着我。刚入境没多久，搭乘一口价的私家车下山时，司机用蹩脚的英语问我打算去哪里玩，随后他就说：“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看看吧，那边很有意思的！”
纳卡的标志物叫爷爷奶奶塑像。在首都埃里温，除了他们的圣山亚拉腊山（Ararat）之外，最常看见的就是爷爷奶奶塑像的意象。在我回国之前去当地的家乐福采购时，我看到货架上的商品几乎清一色地展示着这两个符号，就连费列罗巧克力的礼盒版也被做成亚拉腊山和爷爷奶奶塑像形状的套装。悲哀的是这两个地方都不属于亚美尼亚，亚拉腊山位于如今的土耳其东部边境，如果来到亚美尼亚边境的深坑修道院向西眺望，圣山的轮廓就清晰可见。至于爷爷奶奶塑像，这次冲突之后会归还给阿塞拜疆吗？
我去的那天早晨起了大雾，后期之后积雪的山顶才露出轮廓
在今天看来，亚美尼亚这个民族似乎正处在衰败的时点之上。自从19世纪末被土耳其人大规模屠杀，他们的生存空间就被一步步蚕食，大量的人们逃往海外。随之而来的是苏联的吞并，当地的民族和宗教矛盾被压抑，直到苏联解体。显然，当地错综复杂的矛盾已经转变为绝对的仇恨，最新的冲突也只是往这块棺木上钉上了新的钉子。
在我的印象中，亚美尼亚大多数地域的时光仿佛被封印在了80年代。容纳着全国半数人口的首都埃里温是亚美尼亚举全国之力建造的首都。这里不仅建筑风格是欧式和苏联建筑的混搭，其他的一切元素也似乎发生过时间错乱一般混搭到一起。穿着时尚的年轻人坐在老旧的苏式小巴Marshrútka中，街边现代的自助咖啡机和可爱的流动冰淇淋车并存，马路上五颜六色的拉达车在一众黑白色系的现代车中显得十分突出，广场的现代主义雕塑旁的跳蚤市场铺满了苏联勋章。
相比于同质化的现代产物，我对这座城市的过去更感兴趣。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当下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过去的废墟之中，这一点在充斥着人造物的城市尤为突出。显然，当一座建筑物完工并迅速完成它的使命后，等待它的就是漫长的破败过程，而我们则继续消耗着它们的躯体，直到它们被推倒，带着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一起埋葬。当然，不管是建筑还是其他一切造物，这一现象都普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记忆又难以依靠，我们只能凭借我们创造的外物来证明自身的过去确实存在。
埃里温的跳蚤市场就是一个流动着过去时间的地方。当周末到来，围绕在Vernissage广场的一个个货架和地摊就会让此地的时间回到20世纪，那个无论在世界何地都充满动荡和苦痛的时代。
从西北方向进入，最外围的是一排露天的旧书摊，这里既有卖给本地人的亚美尼亚语书籍，也有很多精心用塑料纸包好，大开本的英文图书，显然是卖给游客的。书摊的主人无一例外都是老爷爷，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收集到这些书，又是为什么每逢周末要在这里摆摊。在那些大开本的英文书里，有一半的主题都是亚美尼亚大屠杀。这些黑底白字的书封上印着一个又一个GENOCIDE，在上午的阳光下格外显眼。除此之外便是一些介绍当地修道院的建筑类图书和一些旅行画册。当我在书摊前面停留时，摊主就会热情地给我介绍这些书，有的直接把塑封撕开递给我翻阅，让我十分窘迫。
其中的一个老爷爷格外能聊，不知是被我停下看书的行为所吸引还是其他原因，他对着我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一开始老爷爷讲述自己正在翻译亚美尼亚的诗歌，他拿出一本自印的小诗集，内页已经沾了好多污渍。诗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是赞颂亚美尼亚语言的主题。于是他又给我看了一本旧书，似乎是一本介绍亚美尼亚字母的彩色绘本，每一页都给一个字母写了个故事。
老爷爷一直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年纪应该非常大了，我注意到他口中牙齿已经所剩不多，舌头上长了个水泡。他一直用吃力的英文给我介绍亚美尼亚的语言和诗歌，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向我提问题，然后又笑着回答。“你从哪里来？哦中国啊。我年轻的时候在莫斯科，在那里读大学，那时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在莫斯科。”他开始聊起自己的经历来，之后似乎提到自己也见到了二位，如今家中甚至保留了一些记录，可惜我没有听清。
“你是第一个愿意听我讲话的人。以前的游客都是来来逛逛就走，没有人会停下来说话。”老爷爷激动地说道。最后我从他手中买了一本80年代的埃里温观光书。
这本出版于1982年的书用英文介绍了当时的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埃里温及其境内的其他名胜，内页还配有精美的彩色印刷照片。显然这本书的受众是想要来苏联旅游的西方游客。它的诞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的一个缩影吗？当时会有多少游客前往高加索的这个苏联加盟国呢？我无从而知，但夹在书中的一张小卡片却揭示了不久前的另一段历史。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都忘了当时自己在跳蚤市场买下了它。这只憨态可掬的小熊叫米莎，是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吉祥物。从卡片的背面来看，这应该是苏联通过瑞士一家公司生产发往西方宣传奥运会用的小物料吧。当时的苏联就和08年的我们一样急切地想让外面的世界一睹国家的风采，但因为一年前入侵阿富汗的举动，6年的准备最终只换来一场被64个国家联合抵制的奥运会。在这场被政治阴云笼罩的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米莎展现了她最让人心痛而铭心的一刻，在背景板上流下了一滴眼泪。
在跳蚤市场的另一头，逛累了的我正坐在长椅上休息，一名老妇人也拎着包坐在我旁边，笑着递给我几个水果。她也开始很热情地和我聊起来，介绍自己是当地一所小学的俄语老师，又急切地从包里抽出一本绘画本，给我展示她学生们的铅笔画。“这个你认识吗？阿斯克勒庇俄斯，希波克拉底！” 说着她撕下这一页，在背面写上赠言送给我。“你拿相机拍一拍吧！”
这两段聊天经历让我格外惊喜。从破败的南部入境亚美尼亚，一路上我都和当地人没有交流，我和他们语言不通，而且他们似乎早已麻痹在自己的生活中，对外界的一切都感到漠然。是几十年一成不变的环境造就的吗，还是被更久远的共有记忆所重压，我不得而知，但从埃里温的交流里我知道，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的肚子里都有可以让你听一整天的故事。
我在埃里温的最后几天也是2019年的最后几天，此时整座城市都已经沉浸在节日氛围之中。我在挤满了人的超市里跟着大家购买年货（对他们来说是圣诞采购），沿街店铺张灯结彩，时刻不停地播放圣诞歌曲，每个被裹得严实的脸上都藏不住笑容。2020，这四个数字此刻被赋予了无穷的美好和希冀，成为了充满魔力的符号。
当人们想要尽力抛弃过去的苦痛来迎接未来时，我们竟会高度一致地抱有一种乐观精神去看待几乎无法预知的的时空。如果他们能提前知道2020年发生了什么，他们还会这样庆祝这一年的到来吗？也许会，毕竟当时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上时，也没有什么比活在当下的愉悦更吸引人了。就连1914年的圣诞节，西线的交战双方不是也走到无人区交换圣诞礼物吗？
但身处苦痛中时，我们又该如何庆祝2021年的到来呢？若是道德社会中的羞耻心作祟，逼迫我们收回盲目的自信，我们又会被伺机已久的空虚和压抑所吞没。那不妨将过去属于自己的某一时空当作思维的临时避难所，在那里一切都还正常。
我的思绪就这样回到了2019年末尾的埃里温。在那里的肯德基里有两个在孔子学院工作的国人，他们开心地和我聊天，告诉我亚美尼亚老师对他们说：“这些孩子们都不愿学习，我们的国家没有未来。”住的旅馆里有一个韩国人，一知道我是中国人就和我滔滔不绝地聊起鲁迅，说自己去过绍兴参观，还用我手机上的拼音输入法打出了自己的汉字姓名。还有三个来自西藏流亡政府的游客，可能是一家人，在我一开始问他们时害羞的说从印度来，在街上遇到时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